作者： 董少鹏

　　来源：鹏友来开会

　　中国股市需要安全保障。股市安全既包括自身系统性安全，也包括主权利益安全。也可以说，主权利益安全蕴含在系统性安全之中。

　　股市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，其承担的功能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主要环节。在当今世界，股市的价值中枢、运行秩序是否稳定，股市是否具有吸引力，已不单单是一个市场问题，而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。

　　作为基础设施，股市建设要坚持稳定性、便利性、安全性、持续性四个方面的原则。股市的稳定性，首先表现为制度的稳定性、连续性，其次是价值中枢的稳定性、一致性，这两个层面的稳定性决定着市场参与者预期的稳定性。因此，制度设计要以透明为第一原则，做到人人可监督、事事可稽查，尽最大可能压缩设租寻租空间、消除黑箱作业空间。

　　股市的便利性，既包括投资的便利性，也包括筹资的便利性，还包括兼并重组的便利性。目前看，一方面，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便利性已经具备，但大家对股市的稳定性不满意；另一方面，企业融资的便利性还有欠缺，但同时也存在少数企业滥用融资渠道的问题。

　　股市的安全性，既涉及市场参与主体的安全，也涉及市场整体安全，还涉及一国股市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的安全。市场秩序稳定、监管有效是确保市场参与主体安全的基础；依法治市的程度、风险防范体系的完备程度，是确保市场整体安全的基础；而一国股市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的安全，则与国家利益博弈紧密相关。

　　股市发展的持续性，是股市整体建设水平的集中体现。秩序相对稳定、投资相对理性、参与比较便利、风险总体可控，市场自然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，推进改革的成本也会比较低。

　　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稳定发展和风险管理之外，都涉及“系统性安全”问题。股市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一部分，“没有安全的发展”是“脆弱的发展”。解决好这个大问题，是我们提出并实施具体措施的根本出发点。

　　只有在“系统性安全”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，才能谈及让市场主体充分博弈，自主配置资源，自主确定交易价格，监管者依据法律授权实行监管等问题。

　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借鉴国际市场经验，我们对股市的“系统性安全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即保障“系统性安全”不仅要靠监管者，更要靠市场主体，还需要协调、处置好市场外部的因素；不仅要靠证监会和股市参与者，还要靠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国资委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（原文为：中国银保监会）等整个宏观治理系统和整个资金流转系统。

　　值得思考的是，时至今日，仍有一些证券经营机构、投资机构、上市公司对股市的“系统性安全”问题麻木不仁。还有的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盲目追求自身个体利益，不惜伤害整个市场的利益，甘当“裸奔者”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股市就是一个交易场所，不存在国家利益之争。市场不稳定主要是监管不到位、市场主体不成熟。固然，股市暴涨暴跌与市场基础制度存在缺陷有关，我们应当进一步学习借鉴他国最佳实践，加以完善。同时，也必须加强国家利益、国家主权意识，在股市建设中加以贯彻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西方国家一些力量坚持唱空中国、做空中国，并且，这种力量在国际舆论中处于强势地位。近年来，西方一些势力透过各种渠道，特别是互联网媒体、高校、研究所、金融机构等，对中国经济事务进行干扰。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形势，还是对政府投资、地方债、房地产等的政策抉择，抑或是对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亚投行建设，都有他们“执着工作的身影”。少数国家对我国东海、南海权益实施袭扰，对我国西藏、新疆和港台事务进行干涉，都很直白露骨。

　　股市作为一国经济和改革的晴雨表，不可能“纯而又纯”地存在于国家博弈逻辑之外。事实上，多个境外交易所都设立了针对中国股市的做空工具，但中国的交易所并没有做空他国股市的工具。中国境内一些机构，把境外这些针对中国市场的交易标的奉为圭臬，简单跟随其走势，令人忧虑。客观地说，国家关系原本就是双向的，既有合作互补的一面，也有利益博弈的一面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既然股市是一国经济和制度变革的晴雨表，那么股市上有利益争夺也丝毫不值得奇怪。面对挑战，我们应当坦然、勇敢而理性的对待，要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，通过金融谈判，谋求平等互惠的合作；也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和系统性安全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经济金融的开放程度已很高，我们应当完善监测机制，提高监管水平，对于利用境内外金融工具，制造中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机构，不但要保持必要的警惕，而且要依法予以查处。

　　我们这样做，恰恰是真心希望塑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，以平等姿态与各国各地区的投资者共同参与、共同分享市场价值。对于恶意做空力量、违法违规操纵行为，既不无限放大，也不无限度缩小，更不能鸵鸟心态、视而不见。无论他们来自哪里，我们都同样要依法处置、科学处置。

　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显著上升。股市作为经济金融的重要枢纽，必然会遭遇内外部压力，有时外部压力通过内部因素来体现。为此，必须坚持系统安全观念，将政治安全、经济金融安全、人民安全、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，要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，采取有效措施做强中国股市，靠竞争力克服和化解内外压力，赢得主动权。

　　从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而言，资本市场要公平合理定价，更多地为重点领域、薄弱环节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。从防止外资大进大出而言，要把资本市场与全金融系统一起考虑，加强统一协同监测，及时发现风吹草动；也要通过主流机构加强引领，在关键时刻发挥定盘星、压舱石作用。从保障粮食、能源、重要资源安全供给而言，相关大型上市公司的安全运营至关重要；相关大型上市公司对确保我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安全也承担着重大责任，应当确保这些公司自身系统性安全，也要确保其政治可靠。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、野蛮生长方面而言，监管政策要不断完善，既要鼓励引导资本向需要的地方流动，保护其产权和知识产权，也要划出底线、红线，防止资本侵害公众利益、国家利益。从生态环境安全方面而言，要严格执法，加强常态化和随机性巡察，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，鼓励上市公司、相关金融机构主动作为，带头维护生态安全；对破坏生态安全的主体，依法惩戒。

　　我国上市公司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，它们从各自领域出发，对维护就业稳定，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、环境安全、供应安全等都承担着责任和义务。可以说，稳定股市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。

　　从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角度来看，应从内防腐败塌方、外防渗透破坏两方面谋划，完善治理措施。从内防腐败塌方来说，主要是加强重点岗位和重点机构的政治建设，将业务强和政治强统一起来。金融市场利益高度聚集、风险层层叠加、智力密度较大、腐败链条隐秘。股市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，对财富具有放大效应，资金流动便捷迅速，利益博弈更加激烈，腐败风险更为突出。

　　无论从发行上市环节、并购重组环节，还是股份代持、股权质押、业务分包等方面，都存在利益输送、利益交换的风险。特别是在信息披露环节，“一句话抵万金”，腐败交易更加隐秘。特别是，当金融腐败分子结伙成势之后，贷款、项目融资、股票融资、股权抵押融资等操作变成“阳光腐败”，资金向少数权势人群快速聚集；而腐败分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，在行政、执法、司法环节嵌入私利诉求，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。

　　纵观中外历史和现实，金融这块巨大蛋糕历来被资本所追逐，也历来是不法分子的重点猎取对象。在一些国家，政客们对金融腐败见怪不怪，甚至与金融投机家沆瀣一气，谋取不义之财。还有的国家，把金融资本大鳄奉为“国家金主”，用法律形式把金融腐败保护起来，令“金融食利阶层”万世无忧，即使金主和其代理人触犯了法律和市场戒律，也可以花钱消灾。

　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，美国财富阶层借机大发横财的举动令人惊愕：3 月疫情骤然加重导致股市大跌，美国议会随即启动“直升机撒钱”模式，救股市排在第一位。截至 8 月上旬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猛增 2.8 万亿美元，比 1 月底的 4.2 万亿美元增加 67.3%，超过过去四轮（2008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）量化宽松扩张规模。白宫还挑选出一些大型上市公司，向它们发放数以几十亿元计的补贴和贷款。救助“关键大企业”的资金预算总计高达 750 亿美元。而另一方面，至少 11家公司的内部人士借此机会抛售股票，套现离场。同时，美国一些政客在救助消息公开前买入相关股票，公然搞“老鼠仓”游戏。

　　从已经审理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案、安邦保险吴小晖案等来看，无论是腐败官员，还是金融机构高管，其非法获利途径既包括受贿、贪污，也包括滥用职权安排或干预项目，不少行为还与资本市场操作相关。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股东和高管，大搞循环注资、虚假注资和不正当关联交易，把大量的银行储蓄资金、国有资产“转化”为个人私产，把持牌金融机构当作私人摇钱树。为了把侵占行为洗白，把资金窟窿堵上，他们还借助股票上市转嫁风险。

　　加大金融反腐力度，既要从源头上反腐，从基础制度上反腐，也要从专业技术的运用上反腐。一些人把腐败行为“专业技术化”，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。那些打着专业旗号进行的反常操作，必有利益输送，务必加强排查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我国股市运行长期存在不稳定因素，固然与基础制度建设不完善有关，但也与金融腐败问题有多重关联。公平的制度需要处以公心的人来建立。金融既要讲专业，更要讲人民性。彻底清除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，建立和巩固“人民的金融”，才能维护好金融安全，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。

责任编辑：杨红卜